不少人认为，“性伴侣多了就代表开放、前卫”，但潘绥铭表示，事实并非如此。“性革命的内容很广，‘多伴侣’、‘婚前性行为’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。”真正全面、深刻的性革命，是性行为的革命。它包括性生活方式的种类越来越多、性生活越来越美满等。“即使你有成千上万个性伴侣，但性生活依然单调，这种革命又有什么意义？反过来说，即使你只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，但你们采用了更丰富多彩的性行为方式，那就是性革命。不可能所有人都有‘多伴侣’，但每个人都可以争取在夫妻生活中获得最大快乐，这种夫妻间的性革命才最广泛，也最受到该关注。”

　　那么，中国人性行为革命的现状又如何呢？潘绥铭6月30日发布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，在性生活中普遍采用的亲密5种爱抚方式中，57.1%的受调查夫妻表示采用过其中的全部，比2000年多了29.6%。其中，女性性爱抚的增加程度十分明显。此外，在性爱方式上，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。

　　中国已进入稳步“性化”阶段

　　“这么看来，可以说，2005年时，我国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了。”潘绥铭不无兴奋地告诉记者，“2005年后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‘性’的含义。你看，现在一说起‘婚前同居’，谁还管你？”而此前，记者了解到的一个事例正印证了潘绥铭的观点――一位24岁的女生和男友在结婚前一年就开始“同居”，其房子还是女方父母出钱租的。老两口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：以后小两口得过一辈子，女婿怎么样，还得让女儿提前“了解”，省得日后反悔。而20年前，这恐怕是父母们想都不敢想的。

　　此前，也有性学专家指出，中国当前的“性革命”正处于美国的五六十年代，但潘绥铭并不赞成这样横向比较。，他说：“可以说，我们和美国的不可比性要远远大于可比性。如我们通过‘独生子女’政策迅速实现了性生活与生育的相对分离，这甚至走在了美国的前面；但我国的婚姻革命却始终难及美国。”此外，“性革命”在美国和反战、反传统、女权主义运动、民权运动等融合在一起，更具叛逆色彩。中国不会，也不可能简单地翻版。

　　潘绥铭强调，当前，“包二奶”、“傍大款”等现象与性革命同时出现，极大地干扰了人们对于性革命的认知与评价。许多人把性革命简单地混同于“性放纵”，却忘记了这样一点：现在我们所痛恨的大多数性方面的“丑恶现象”，其实是一种倒退，如“强迫女性加入性产业”等，这在中国古已有之，“包二奶”其实是古人们纳妾的翻版，这并不能说完全是“性革命”的过错。不过我们的确也看到，在美国，借“性革命”之风燃起的艾滋病之火和离婚高潮，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。

　　因此，在享受“性革命”带来的宽容和解放时，我们也应理智地对待它：首先要实现自由选择，其次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正如潘绥铭所说，当我们真的达到了“和谐社会”，那其中一定包含着“性，不再需要革命，而是融入人们美好的日常生活”这一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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